秘史探寻：隋朝的“立法”与“毁法”究竟有何缘由？

中华法系的代表，是唐朝的《唐律》及《唐律疏议》；而《唐律》又是以《开皇律》为代表的隋朝法律为基础的。唐初制定法律时，“采《开皇律》宜于时者立之”；最终确定的法典体例和内容，也是“因隋之旧”。因此，隋朝法律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，无论是基本原则，还是制度体系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的意义。然而，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，又恰恰是“禁网深刻”，枉法滥刑。从“立法”到“毁法”，可以说是隋朝法制留给后人的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。

隋朝是隋文帝杨坚窃取北周政权而建立的，因而其政治法律等一系列制度基本上都是以北周为基础的。而以《大律》为代表的北周法律虽然在篇章体例上沿袭了魏晋以来的法律，内容却多达一千五百多条，“烦而不当”。因此，隋朝于581年建立之初，就由宰相高颎和内史令李德林等主持修订法律，“采魏、晋旧律，下至齐、梁，沿革轻重，取其折衷”，并于同年十月颁行。但由于时间较为仓促，内容上有许多疏漏之处，因而在法律颁行后，围绕修改问题展开了争论。纳言苏威认为其中多有不妥之处，多次建议修改；但李德林不同意，说：“今始颁行，且宜专守，自非大为民害，不可数更。”杨坚开始也认同李德林的观点，但在看了刑部上奏的案件多达数万件后，也认为“律尚严密，故人多陷罪”，便委派苏威主持，“更定新律，除死罪八十一条，流罪一百五十四条，徒杖罪等千余条，唯定留五百条，凡十二卷”，于583年（隋开皇三年）颁行，这就是《开皇律》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关于《开皇律》的蓝本，现今绝大多数法制史论著都认为是《北齐律》，陈寅恪在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中最先提出这一观点：“隋受周禅，其刑律亦与礼仪、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”，其依据便是《隋书·刑法志》中所说的隋律“多采后齐之制，而颇有损益”。但从《开皇律》对旧律的删修来看：除死罪81条，流罪154条，徒杖罪千余条，共删去1200余条，加上保留的500条，有1700余条，《北齐律》不足一千条，在其基础上作这样的删修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而北周《大律》有1537条，在此基础上进行删修，显然更符合实际情况。因此，《开皇律》是以北周《大律》为蓝本，参考和借鉴了魏晋以来尤其是北齐法律发展成果的集大成之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《开皇律》颁行后，“自是刑纲简要，疏而不失”。

为了保证法律的执行，解决“律令初行，人未知禁，犯法者众”，而“吏承苛政之后，务锻炼以致人罪”的问题，《开皇律》还专门规定了罪犯对判决不服的申诉制度。然而，隋朝的立法成果，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有效贯彻，而带头破坏者，恰恰是杨坚本人。史称杨坚晚年“喜怒不恒，不复依准科律”。他仅仅因为有下属不听从长官的命令，就下令：“诸司论属官罪，有律轻情重者，听于律外斟酌决杖”，结果是“上下相驱，迭行捶楚，以残暴为能干，以守法为懦弱”；法律规定盗窃罪的最高刑为流刑，但杨坚因为“盗贼繁多”，就“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，或三人盗一瓜，事发即死”；杨坚甚至还规定：凡被人举报的盗贼，家财全部奖励给举报者，结果那些无赖之徒等富家子弟路过时，故意将财物丢在路上，一旦被捡起来，就将富家子弟扭送官府，而取其赏，“大抵被陷者甚众”。

关于是否应当依法定罪的问题，杨坚同司法大臣因此还不断发生争论。刑部侍郎辛亶穿红内裤避邪，被杨坚发现，竟然要以“厌蛊”的罪名将其处死。大理少卿赵绰认为辛亶“法不当死，臣不敢奉诏”；杨坚威胁他说：“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”，坚持要处死辛亶。赵绰固执道：“陛下宁杀臣，不可杀辛亶！”杨坚下令连赵绰一起杀，还问他“竟如何？”赵绰回答：“执法一心，不敢惜死。”杨坚无奈，只得宽恕他们。当然，这只是个别的，更多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

上行下效，地方官在执行法律时，往往也是为所欲为。《开皇律》对包括笞杖罪等轻罪在内的刑罚执行都做了明确的规定，但在实际上却往往只是一纸具文。幽州总管燕荣不但随意鞭挞，“动至千数”（法律规定最多不超过二百），还别出心裁，见道旁的荆条“堪作杖，命取之，辄以试人，人或自陈无罪，（燕）荣曰：后有罪，当免汝。既而有犯，将杖之，（其）人曰：前日被杖，使君许以有罪宥之。（燕）荣曰：无罪尚尔，况有罪邪！杖之自若。”简直如同儿戏。

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杨坚是一个“贤主”，但“综帝生平，惟用刑失之严酷”。隋炀帝杨广即位后，为了改变“法令峻刻”的现象，顺应百姓“久厌严刻，喜于宽政”的心理，下令修订法律，于607年（大业三年）颁布，史称《大业律》，“其五刑之内，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，其余枷杖决罚讯囚之制，并轻于旧”。但这种情形也没有维持多久，“其后征役繁兴，民不堪命，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，不复用律令矣！”

隋朝“立法”与“毁法”的历史告诉我们：一部好的法律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法律要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。隋朝的《开皇律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和中华法系的奠基之作，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；但我们更要看到，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得到执行，成为了隋朝“二世而亡”的一个重要因素，这是应当深刻汲取的教训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过：“法立而不行，与无法等，世未有无法之国而长治久安也。”隋朝“立法”与“毁法”的历史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